亚洲沙巴体育投注铁打的闺蜜唐嫣罗晋终10月28婚礼杨幂:因工作繁忙不去了

娱乐圈最近可是好事多多,又有喜讯传出。虽然没有公开宣布,但是多方消息表明唐嫣和罗晋终于结束恋爱关系,两人已经准备结婚了。这可是个大瓜,网友们也是很祝福他们,经历曲折之后女神终于出嫁了。就在前一段时间就有网友爆料他们在秘密准备婚礼,而且还选了美美的婚纱。但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就说没有选婚纱,准备婚礼的事他不太清楚,看来是不方便透漏。前几日,就有人拍到女方的助手提着很多的东西在机场准备飞往维也纳,这不免让人怀疑这是为结婚做的准备。亚洲沙巴体育投注

而在25日,网传结婚要邀请的宾客名单爆出,他们两个会在28日举行一个小的婚礼,只有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参加,可以说是相当低调了。他们是真的不想被外界打扰,亚洲沙巴体育投注所以到国外举办,也希望大家尊重他们的决定,给他们空间。明星结婚伴娘伴郎总是我们期待的一个点,伴娘就是刘亦菲以及她自己的一个艺人,伴郎方面,罗晋和许魏洲是很好的朋友,应该跑不了。

但爆出了各种各样的明星,就是不见杨幂的名字出现。她俩以前也是有着被人羡慕的友情。我们也是都很想知道杨幂到底会不会来婚礼上祝福自己的好姐妹。毕竟他是唯一陪伴着杨幂一起感受幸福的好朋友。但是很快就有了新消息,杨幂因为有工作上的事,抽不开身,没办法前往她的婚礼,让人感到很可惜。

对民间高利贷定罪需慎重

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第2条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对民间高利贷行为是否定罪处罚,理论界存在不同观点,实践中有的地方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进行打击。笔者认为,民间高利贷与非法经营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系急需厘清。

不能以非法经营罪打击民间高利贷行为。非法经营罪是指那些该办证而未办,该经许可而未经许可,私下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的行为。该罪侵害的客体是市场经济秩序,而民间高利贷行为并非商业性经营行为。2001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对非法经营罪的定罪标准作了具体列举和解释,没有把民间高利贷行为列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中,对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的行为也没有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因此按照刑法的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不应认定为非法经营犯罪行为。

区别民间高利贷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笔者认为,是否具有经营资本和货币的目的与行为,是认定民间高利贷是否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关键。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通过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而牟利,表现为资本、货币的经营活动,吸收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而民间高利贷行为很多属于民间调剂资金余缺的行为,也不表现为纯粹的资本、货币经营活动,借贷行为涉及的人员属于特定的少数对象。国务院《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前款所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所称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不以吸收公众存款的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但承诺履行的义务与吸收公众存款性质相同的活动。”笔者认为,其中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出具凭证,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没有真正反映出行为人吸收资金的非法性,也并不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本质特征。民间高利贷有多种形式,如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尽管也往往表现为吸纳资金、计算利息而预期高额回报,且未经金融管理机构批准,但是一般的民间高利贷行为往往不具备经营资本与货币的目的性,因而不构成该罪。

利率高低是判断高利贷的标准吗?(组图)

根据《法治日报》2012年3月11日的报道,温州半年来就有107人因民间借贷涉嫌非法被捕。2012年3月14日,国务院总理在回答记者关于浙江吴英案的提问时,就回答了有关民间借贷的问题。

把钱借出去该不该收取利息,自古以来就争论不休。很多古代先贤认为放贷不应该收取利息,例如,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放贷收取利息无异于盗窃,不但不合乎道德,也是非法。古罗马哲学家加图也写道:“收取利息就是谋杀!”

英国法学家威廉·布莱克斯通(1723年—1780年)写道:“如果放贷人依据契约把钱借出去,除了收取本金外,还额外收取费用作为对放弃货币使用权的补偿,认为这笔费用合法的人就把它叫‘利息’,而认为这笔费用非法的人就把它叫‘高利贷’。”

根据西方学界的解释,现代意义的“高利贷”,就是“超过法定最高利率的非法借贷”。可见,称得上高利贷的,必须同时具备两个充要条件,其一是利率异乎寻常地高,其二是非法性。如果只是利率高,而不是法律所禁止,也不构成高利贷。所以,看一笔借贷是不是高利贷,主要还是看各国的法律规定,不能仅凭利率高低来判断。

古希腊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间,就颁布法律规范利率。古罗马在公元前443年规定利率不得超过8.3%;公元前88年,将最高利率提高到12%。在罗马帝国(公元前27年—395年)时代,利率在多数时期都是放贷人与借款人之间的约定,没有法律规定限制,民间利率一般在4%—12%之间。当时的利率很奇特,如果提高利率,不是提高到15%或16%,而是24%或48%,即12的倍数,这大概与罗马数字的表达习惯有关。

外国对高利贷的认识离不开宗教。多数宗教认为,利息收入不是劳动所获,是剥削他人的劳动成果,是罪恶的,因此,禁止放贷收取利息。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很好地诠释了宗教对利息的规定。夏洛克是犹太人,他不能在犹太人中放贷收取利息,因此,他就在威尼斯基督徒中放贷,收取利息。由于放贷收取利息,夏洛克遭到当地基督徒的敌视,因为当地基督徒之间放贷也不收取利息。

进入16世纪,随着分工的细化和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人们对利息又有了新的认识。如果没有利息,有钱人就不愿意把钱借给别人使用,这就降低了货币的使用效率,阻滞了经济的发展。允许收取利息有悖教义,而不允收取利息,则需要资金的人又很难获得贷款,经济发展与宗教文化再次发生激烈的冲突。

在美国,反高利贷法属于州法律,各州自己规定法定最高利率。美国有的州对高利贷的认定,消费者和企业有不同的标准。例如,新泽西州的法律规定,个人贷款利率超过30%就被认定为高利贷,企业贷款利率超过50%才被认定为高利贷。

佛蒙特州的最高法定利率为12%。佐治亚州的最高法定利率在3000美元以内为年利率16%,超过3000美元则为月利率5%,而且规定,贷款低于250000美元必须以单利计算利息,不得计算复利(驴打滚),并在借贷协议上写明此条款。

加拿大刑法第347条规定,年利率超过60%即构成高利贷罪,高利贷罪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德国的最高合法利率为20%。法国等多数欧洲国家都有反高利贷法。澳大利亚的两个州也有反高利贷法。各国对高利贷的管理与美国的基本相同,只是法律规定的合法利率的上限不同而已。

英国议会1660年颁布的《反高利贷法》规定,最高合法利率为6%,但在19世纪,英国废除了《反高利贷法》。现在,英国虽然没有反高利贷法,但银行利率由于市场化,在供求关系的制约下,也很难形成“高利贷”。

根据外国法律规定,高利贷必是非法,但它有“合法高利贷”。所谓“合法高利贷”,外国称之为“高成本信贷”。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的“发薪日信贷”就属于高成本信贷,这是一种“快速小额短期消费贷款”,贷款额度不超过税后工资额,即申请即得,很多情况下不需要任何担保和证明,要求到下一个发薪日立即还贷。

2009年,英国有2000多家街面发薪日信贷营业所,共有120万人获得该项贷款410万笔,贷款总额为12亿英镑,平均每笔贷款额度为293英镑。在申请发薪日贷款的人中,年收入低于25000英镑的人占67%。

再有,借款人大多所受教育程度较低,金融知识欠缺,也没有意识去考虑借贷成本,他们唯一考虑的就是尽快拿到钱。还有,对那些没有信用记录的贷款申请人来说,没有信贷机构愿意放贷给他们,他们能找到家给他们放贷的公司就谢天谢地了,根本没有比较利息和费用的想法。

由于金融市场上的主流信贷业务一般不对个人提供小额贷款业务,即使提供,也需要繁琐的手续和各种证明担保,获得一笔贷款的周期很长,无法满足个人生活消费资金急需,为此,小额信贷应运而生,它完善了金融市场对个人的服务,深受民众欢迎。

发薪日信贷也引起不少诟病,其核心问题就是,这种高成本借贷算不算高利贷。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发薪日信贷主要针对穷人,因为富人可使用信用卡透支,其最高年利率一般也仅为25%。穷人之所以使用小额高成本借贷,也是生活所迫,对他们高息放贷无异于趁火打劫。

支持发薪日信贷的人则认为,由于都是小额短期借贷,信贷机构的管理成本很高,况且对借款人的信用很宽松,有的甚至不做任何调查,无需提供任何证明,所以,违约率高,自然要通过高利率得到弥补。例如,放贷100美元,按照年利率20%计算,放贷一周的利息仅为0.38美元,远远不够支付这笔贷款的管理费用。

长期以来,中国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并行的金融借贷市场,一个是有执照、有管理的金融机构主导的借贷市场,一个是没有执照、没有管理的个人民间借贷市场。由于中国目前对民间借贷缺乏法律规范,民间借贷行为尤其是高利贷是否合法一直存有争议,并导致对民间借贷引起的案件的司法判案的很大认识分歧。

国务院总理在最近人大会议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对于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和处置原则应该做深入的研究,使民间借贷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他同时强调:“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

民间借贷属于民事行为,受到民法和合同法的约束和保护。但根据《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但法律对“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并没有处罚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入案件的若干意见》指出,中国民间借入的利率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4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可见,中国法律对高利贷是比较宽容的,这也放任了高利贷的蔓延,因为即使案发,收益率仍是银行的4倍,放高利贷者无任何损失。

可见,中国民间借贷混乱的局面,还是立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造成的。我们目前要做的是,尽快出台《反高利贷法》,该法应把主流金融市场的信贷业务和小额超短期贷款的信贷业务统一规定,最主要的就是明确构成高利贷的利率。

大学生沉迷网上彩票掉无底洞 借高利亚洲沙巴体育投注贷负债约20万

去年12月,永川大四学生李朗在朋友的介绍下,在网上下载了一个网上彩票软件。

“最初我朋友告诉我的时候,我还劝他,这是坑人的,别碰。”可没想到的是,最终被坑的却是他自己。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李朗在网上下载了这个网上彩票软件。可他没想到,正是这试一试的心态,让后来的他负债约二十万元。

最开始,李朗每周都拿两元买,最多能中1000多元。中奖之后,李朗便想中更大的奖。玩着玩着,他发现自己没有继续中奖,而是在慢慢赔本。

可没过几天,无聊的他又玩起了彩票。这一次,他第一笔就赢了1000多元,自己输的钱也慢慢赢回来了。

从此,李朗便再也管不住,每天都沉迷在彩票软件中。今年6月,他在彩票软件上已经输了六七万元。

后来,李朗的父母知道了这件事,帮他还了一部分债。李朗觉得自己压力减轻了很多,便再度玩了起来。

今年11月5日,一个QQ名为“安盛信贷”的找到了李朗。“他通过QQ加的我好友,问我是不是需要借钱。”

对方通过QQ告诉李朗,他们可以借钱给李朗,但是需要审核李朗的资质,再给他相应的匹配额度。

以此为由,同时要求李朗提供手持身份证的照片、手机通讯录等等。最终,对方表示,能提供给李朗1400~2000元的额度 。

“他给我说,他可以借我2000元,但是到时候到手只有1400元。”然而,李朗回忆,对方要他在借条上写自己借了4000元。

由于急需用钱,李朗答应了,对方通过支付宝一个昵称叫“小白马”的账号转来1400元钱。此外,双方约定于11月11号还款。

但到了11月11号,李朗只还了750元,并表示次日一定凑齐剩下的1250元。

与此同时,在他通讯录里的亲人朋友皆收到“李朗恶意欺骗,欠钱不还”等短信。

第二天,李朗凑够了1250元,在还款时,却被对方催收部告知,由于他拖欠了还款时间,需要交1450元。

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转了1450元之后,又被告知,因为他逾期还款,需要交他400元的借条销条费和700元的催收费。

“我把钱转过去后,他说等一下。”李朗回忆,过了两分钟,对方还要他交1100元,亚洲沙巴体育投注才能销掉借条。

“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办,就去派出所报了案。”他说,“派出所的警察给我说,他说这个是属于经济纠纷,让我去法院。”

李朗表示,在催款期间,对方催款部一直在给他的亲戚朋友发恶意短信。并且告诉他,如果他不还款,还会去法院起诉他。

“我现在很后悔,如果没有去玩网上彩票,就不会欠这么多钱,也不会遇上高利贷。”李朗说。

他表示,“我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够让大家警惕,不要因为好奇在网上买彩票。”李朗说。

“我希望通过这件事,能够让大家警惕,不要因为好奇,而去尝试网上彩票。”李朗说。

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律师,律师表示,对方以名目繁多的收款理由让借款本金不断增加,且利息超过了年利的24%,属于明显的高利贷行为,是违法的。

此外,律师建议,李朗作为大学生,没有保护自己能力,可以找公安机关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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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歌手借67万高利贷没钱还 网上发死亡预告

]韩梓亮受访时表示,他之前又借了8万元(港币,约6.7万元人民)的高利贷,只剩两天的还款日子,所以他才会说只有两天的生命。

东方日报5月4日消息 现年24岁的韩梓亮三年前因跟男同志发生关系后再勒索对方,被判罪成入狱26个月,近月改名(曾名为梁迪斯、梁家进及梁柏廷)后,上月底举行以“自白”为主题的新歌《反省》发布会,公开宣布再闯乐坛。

但他突然在脸书留“死亡预告”:“希望奇迹出现,只剩下两日生命。”翻查他之前的博文,曾留言:“本人无力再撑,不做歌手、不做人、无助、消失。”似早有自杀倾向,他亦曾发出“求助”讯息,令人担心。

韩梓亮受访时表示,自己前后投资了36万元港币(约30万元人民币)当歌手,但因为拍档临时决定退出投资,令他前功尽废,而他之前又借了8万元(港币,约6.7万元人民)的高利贷,只剩两天的还款日子,所以他才会说只有两天的生命。

他自曝在单亲家庭长大,与母亲及姐弟关系疏离,童年曾屡遭母亲打骂,所以有抑郁症倾向。但他的“想死”留言一出后,收到不少网民及朋友支持,令他充满正能量,现已打消自杀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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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保设惠民通道 支持医保卡购商业险

近期,上海市政府下发有关文件,推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人员可使用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的政策,增加医保卡使用范畴,切实增加老百姓的福利,对于减轻大病医疗的个人自费负担意义重大。上海市民可以通过指定渠道购买此次推出的两款健康险。

社会基础医疗保险,对于许多都市白领来讲,既熟悉又陌生。几乎所有企业都会为员工设立社保福利,但真正了解自己社保卡怎么用的却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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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内首家专注人身健康险的互联网保险创业平台,大特保成为为数不多的指定购买渠道。自成立以来,大特保始终坚持“普惠大众,回归本源”的品牌理念,精耕细作纯保障型产品,大特保这一普惠理念与国家鼓励发展保障型商业健康险的初衷可谓非常契合。

此外,大特保利用保险科技提高用户在购买和理赔过程的服务体验,也为参与这一惠民工程提供了有力条件。大特保CEO周磊表示:“保险在中国的普及才刚刚开始,需要各界共同努力,尤其是要关注普通大众的保障状况和支付能力。大特保此次响应市政府号召,除了建立一个惠民渠道外,还将持续提高百姓对于保险的认识,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

一加史上续航最好的手机:一加6T生猛

11月5日下午,全速旗舰一加6T正式发布,官方表示这是一加史上续航表现最好的手机。

据了解,一加6T配备3700mAh电池,电量相比一加6的3300mAh增加了12%以上,续航表现提升23%。

一加6T配备的依旧是旗舰级高通骁龙845移动平台,最高配备8GB+256GB存储(另有6+128),推出了Smart Boost 内存优化技术,它突破了硬件的极限,让你全程享受“秒进”的快感。

一加6T还升级到游戏模式3.0,发布会PPT显示,一加6T在2K18游戏中的帧率非常稳定,完胜三星Galaxy Note 9。一加6T还与腾讯《王者荣耀》及网易联合游戏实验室的合作,如虎添翼。

此次一加6T延续了之前的Dash Charge2代闪充,最大充电功率还是2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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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沙巴体育的网站太平财产保险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实现商业险保单电子化@让生活更简单

2017年12月1日凌晨4点38分,太平财险青岛分公司第一张商业险电子保单和批单诞生。电子保单的使用减少了客户对纸质保单保存、携带的不便,不但降低保单损毁、遗失的风险,也简化代理人的工作环节,而且全程参与投保过程的实时体验也赢得了客户更多的认可和信赖。

这一张电子保单的顺利产生,凝聚了车险部、客服部、车商渠道等伙伴们的期盼和心血。他们不断的在前期系统、保单制作、保单下载、相关保全等全流程阶段循环测试,连续多日熬夜加班,并在总公司的统一安排协调下,在北京分公司、山西分公司兄弟单位积极配合下,顺利对核心、简易、立保通(PC、手机)、H5等系统进行全流程验证操作,经过大量保单测试,完成总公司验证要求。

车险部和客服部将持续关注电子保单试点情况,积极应对试点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完善服务流程,支持沙巴体育的网站确保电子保单试点平稳顺利运行。

「相互保」为什么不是保险支持沙巴体育的网站?(上)

近日支付宝推出“相互保”重疾保险产品,一时风靡各大社交网络平台。作为一款创新型重疾险产品,除了让人眼晴一亮的保费缴纳机制,“相互保”为了实现预期的商业效果还融入了“相互保险”、“团体保险”等复杂保险架构,让人难以轻易洞察其本质。但在耐心分析之后可以发现,“相互保”虽名为保险但实为网络互助的变种,其产品设计粗暴,保费产生机制不公平、不合理,为了追求片面商业效果,在监管合规、保险实质、商业模式等方面存在诸多硬伤,隐含较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参保者的利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相互保”潜在的参保者应投入更多的理性和谨慎,保险监管机构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

近日,支付宝隆重推出了一款名为“相互保大病互助计划”的保险产品,其“0元加入”的吸睛噱头和全渠道的大力推广使得这款产品很快刷爆微博和朋友圈。截止到2018年11月12日,上线不到一个月的支付宝相互保已经有1797万人“加入”[1]。支付宝“相互保”之所以可以形成如此铺天盖地之势,离不开其宣传中给大众描绘的“超良心”产品形象:0元加入、支持沙巴体育的网站众人互助、每人分摊小于一毛就能获得10万到30万的保险保障……

放眼看去“相互保”似乎具有说不尽的优点:只要是芝麻信用650分以上的支付宝用户,在支付宝移动端动一动手指依次点击“立即加入”-“符合条件”(健康告知书)-“同意协议并加入”三个按钮,不到十秒钟即可以花费0元加入“相互保”保险计划,畅享30万元(40岁以上为10万元)重疾保险保障,甚至可以带上自己的家人一起加入。整个流程看起来极为方便洁净,没有扰人的代理人推介,不需缴纳任何先期费用,不要任何实质性核保体检,更没有人用打着录音电话强制你听“无聊”的免责条款云云。

具体来看“相互保”的投保流程:参保人加入保险计划后首先有90天的等待期,在这个等待期里,参保人需要照常分摊保费和管理费,但只有因意外导致罹患承保范围内的重疾才可以得到赔付;度过90天等待期后,参保人可以享受保险保障,每个月7号和21号为公示日,14号和28号为保费分摊日,如果参保人在罹患可保的重疾,则经过公示无异议就可以得到对应的保险金;而如果参保人健康无异,则有义务分摊保费,分摊数额计算方式为(当期理赔保障金总额+10%管理费)/当期参保人数。支付宝会在分摊日0点直接从参保人的账户划扣,如果账户的余款不足,则将在之后5个工作日(所谓宽限期)里连续尝试从该参保人的账户里划扣,如果5日内划扣无果,该参保人将被踢出保险池,其芝麻信用分也将受到影响。

乍看起来,首先,“相互保”保费事后均摊的做法似乎是量出为入,除了写明的10%管理费再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其次,互帮互助的概念让参保人觉得自己似乎不是在交保费,而是在做慈善、帮助有需要的人;另外,无论是保险金申请还是分摊保障金的划扣都极尽便利,绝不劳心伤神。总之“相互保”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既温暖又亲切,还提供了保险的安全感,实在是一款颠覆性的良心保险产品。

然而,被热捧的“相互保”是否真的是一款老少咸宜的大众保险产品?其极简的参保方式是否意味着它是一款可以闭眼买的“傻瓜”保险?如果较为严肃理性地来剖析支付宝推出的这款“相互保”,它是否还能经得起推敲,保持其产品宣传中所描述的完美形象?本文将以“相互保”产品涉及的法律问题为主线,分析监管规则背后的保险实质问题,同时结合保险学基础知识、“相互保”商业模式等问题进行讨论。笔者力图帮助不具有专业背景的读者也可以洞察“相互保”的本质和问题,初步了解如何分析、鉴别一款保险产品,和大家一起探究华丽PPT背后究竟是特斯来还是法拉第。

根据《蚂蚁相互保成员规则》的介绍:“相互保由蚂蚁会员(北京)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简称“蚂蚁网服”)作为投保人发起,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作为保险人,共同运营和管理(以下统称“我们”)。蚂蚁会员(以下简称“您”)可以在蚂蚁保险平台中为本人及其他人申请加入相互保,成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相互保团体重症疾病保险》的被保险人,获得健康保障、履行分摊义务。”从以上描述可以概括出以下信息:相互保是互助保险;相互保是团体保险;蚂蚁网服是投保人,我们加入相互保只是作为被保险人和费用分摊人。

初步来看,支付宝“相互保”产品构架相当复杂,至少是将相互保险和团体保险两种本已经非常特殊的保险架构糅合在了一起,这似乎不像“相互保”呈献给消费者的那样“清纯”。“相互保”设置如此复杂的结构是为了实现什么目的呢?透过晦涩的保险概念分析商业模式,可以发现“相互保” 运营模式和现有的网络互助并无本质差别,笔者认为其设计复杂结构背后的目的,就是尽力在不改变实质逻辑的前提下给目前并不太合法的网络互助套上看似合法持牌经营的新衣。[2]

网络互助近几年在我国迅猛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但是部分网络互助平台游走于法律和监管边缘的灰色地带开展类保险业务,也让网络互助有所变味。对此保险监督部门十分重视,也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加强监管、向消费者提示风险,但相关行为屡禁不止,这也在侧面反应网络互助这种简单粗暴、缺乏保障却又略显温情的商业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很合消费者的胃口。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等场合,保监会相关负责人多次强调违规网络互助的特点和性质:

“网络互助不是保险产品,相关公司也不具备保险经营资质,相关互助计划没有基于保险精算进行风险定价和费率厘定,没有科学提取责任准备金,财务稳定性和赔偿给付能力没有充分保证等等。”

通过下文的分析读者将会发现,“相互保”除了相关公司具有保险经营资质外,其他方面和上述违规网络互助并无二致,甚至存在更加严重的风险。虽然监管部门明令禁止互联网企业未取得业务资质依托互联网以互助等名义变相开展保险业务,[3]但“相互保”另辟蹊径,在持有保险牌照的情况下,以保险之名经营网络互助,令人大跌眼镜。

违规网络互助的经营模式存在诸多严重问题,其很多所谓的“优势”也只在违反保险监管规则的情况下方能实现,但这些监管规则并非凭空制定,无视这些风险管控措施对于经营者和参与者都会产生诸多严重的产品风险。而“相互保”既想在网络互助市场分一杯羹,又想得持牌保险经营之名,无疑会产生众多法律问题。想要真正理解支付宝这款“相互保”产品,我们需要从其试图借以实现持牌经营网络互助目的的几个特殊保险架构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所谓保险,是一种以经济保障为基础的金融制度安排,它是通过对不确定事件发生的数理预测和收取保险费的方法,建立保险基金,并以合同的形式约定由大多数人来分担少数人的损失,帮助保险购买者实现风险转移和理财计划的目标。”[5]从功能上来说,购买保险是风险管理中一种常用的风险转移手段,[6]

政府为了鼓励民众投保保险产品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往往还会针对各种保险制定税收优惠政,但与此同时,因为保险业务涉及社会风险管理、金融资本稳定和广泛的公共利益等重要因素,政府也给保险设置了特殊的管制。例如对于保险公司的展业行为、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纠纷中费用承担和举证责任等问题都有专门且详细的规范。对于保险企业也有银保监会(原保监会)进行专门的市场监管和指导,其往往秉持十分谨慎的监管理念对保险公司业务行为、偿付能力充足率等市场行为和风险因素进行规范。因此,购买保险产品、签订保险合同时并不像普通市场交易时那样放任双方意思自治,而是有许多规范需要严格遵守,特别是对于保险人。

网络互助,包括违规网络互助,与保险的最本质区别是能否保证刚性给付。保险要想实现刚性给付、保障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就必须遵守严格的展业、精算、资金使用、核保等风控规则,互助项目虽然经营类保险业务,但往往在名义上否认自己开展的是保险业务,进而规避相关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限制。少了监管的条框限制,其经营成本自然显著下降,但规范缺位必然导致承诺的保障沦为空中楼阁,这也是称其为“类保险”而非保险的重要原因。

“相互保”虽然在外观上是持牌经营的保险产品,但其本质还是套用网络互助的常见模式,对网络互助所具有的粗糙、轻率、不规范等问题并无太大改善。肉铺既然挂上了羊头,对其监管就要按照羊肉的标准进行,再卖“类羊肉”就是挑战监管底线、“相互保”作为保险产品的法律问题

保险公司应当根据保障被保险人利益、保证偿付能力的原则,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保险公司提取和结转责任准备金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

不同于网络互助,保险公司对于承保风险具有刚性给付的义务,为了保证其给付能力,保险公司应当根据承保的风险,提取各项责任准备金,关于重疾险的责任准备金提取规则,保监会还以通知的形式进行了明确和细化,具体规则标准十分详尽。[7]但“相互保”采用实报实销的事后保费分摊机制,保险公司根本没有积累资金池,谈何提取风险准备金?没有风险准备金作为保障,保险公司如何能做到其及时刚性给付?投保人的保险利益又从何得到保证?

保险人、被保险人为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承担。原告鉴定费用是为了更好的查明和确定事故的性质,因此应当由保险公司承担。

《保险法》明文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的评估损失等定损费用应由保险公司负担,这是不能通过约定改变的。《保险法》的这一规则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锁定保险合同中的风险责任分担,防止保险公司以此设置理赔门槛:既然投保人为了转移风险向保险人投保,那么就不应使投保人、被保险人在风险事故真发生时仍担负承担不确定义务之风险。而“相互保”改造自网络互助,其采取保险损失确定后分摊、收取保费和服务费的形式,其相关定损费用并非由保险公司承担,而是由成员分担。

自从2016年1月1日保监会决定实施新的偿付能力监管规则,我国保险监管就正式进入了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后称“偿二代”),根据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第37条第5款:

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对相互保险组织的监管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事项:(五)偿付能力是否充足。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2018年第2季度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为946.51%,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为946.51%,2018年第1季度的风险综合评级(分类监管)评价结果为A类,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监管要求。

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的偿付能力十分充足。但是对于自诩为相互保险的“相互保”,本质上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仅仅是该相互保险的授权管理人,赚取固定比例服务费,并不是相互保险会员组成“相互保险组织”,[8]其根本不是“相互保”偿付能力充足率的监管对象,再华丽的数据和“相互保”又有何关系?

与此同时作为“相互保险组织”的蚂蚁保险服务平台,似乎并没有披露其偿付能力充足率情况。细细想来,“相互保”的费用分摊模式似乎也没法让蚂蚁保险服务平台保障其偿付能力充足率。而且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正式实施中国风险导向的偿付能力体系有关事项的通知》[9]中对偿二代监管体系的规定,保监会对计量利率风险(市场风险)、非寿险业务的巨灾风险(保险风险)、再保险分入人交易对手违约风险(信用风险)等风险应对能力都是有定量资本监管要求的,而采取事后分摊保费形式的“相互保”何以保障核心偿付能力充足率、总和偿付能力充足率全面满足监管要求?如果不满足监管要求,“相互保”如何能保障产品的运营持续、稳定、安全呢?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保险法》对于保险合同关系中提供格式条款的保险人添加了严格的提示释明义务,防止保险公司依照格式条款中的一些“隐藏”条款进行抗辩,拒绝在参保人出险时承担保险责任。对于保险合同中重要条款的提示释明义务并非只有上述17条的泛泛规定,而是有十分详细规范的具体行为标准,例如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10]中就有十分严格的标准,此处仅摘取其中一条作为示例:

如果投保人购买了健康保险产品,销售人员应就条款是否有医疗费用补偿原则的约定、是否有免赔额或赔付比例的约定、是否有疾病观察期约定、是否有保证续保的约定等内容主动告知投保人,并将有关约定逐一进行详细解释。

另外在司法层面,如果发生关于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相关的纠纷,保险公司需要对自己已经有效履行提示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否则将承担败诉风险。因此,在保险展业过程中,销售人员往往会提示投保人之后的对话将会录音/录像,然后逐条向投保人宣读解释重要条款,并询问投保人是否清楚理解。但名为保险的“相互保”,参保人动动手指十秒钟即可参保,整个投保过程甚至都不需要查看具体保险合同。可以预见,这种不规范的展业行为将给之后的纠纷解决带来麻烦,而出险的参保人要求理赔时也可能会被保险人以自己从未留意的保险合同条款拒绝偿付。

相互保险组织应审慎经营,严格进行风险管理,依据实际情况进行再保险分保业务,并建立重大风险事故的应对预案。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限制其业务范围、责令停止接受新业务或者吊销业务许可证:(四)未按照规定办理再保险的;

但穷尽“相互保” 保险条款和成员规则等公开合同规则,并未发现再保险分保业务安排的说明,亦未见到重大风险事故的应急预案。

人身保险公司、保险代理机构以及办理保险销售业务的人员,在人身保险业务活动中,不得隐瞒下列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四)人身保险新型产品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

“相互保”保费事后分摊机制使得保费在出险定损前都不能确定,而“相互保”在宣传过程中显然存在让参保人低估保费、混淆预期分摊保费计算方法等问题,使消费者产生不必要的错误认识,对投保“相互保”这种新型产品的保单利益的不确定性方面难以有客观、清晰的认识。[12]

根据中国保监会2015年制定的《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13]第二条,相互保险定义如下:

相互保险是指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或个人,通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并缴纳保费形成互助基金,由该基金对合同约定的事故发生所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保险活动。

相互保险是一种较为特殊的保险形式,也是保险起源之初的通常模式,早在公元前4500年,古埃及石匠中盛行一种互助基金组织,通过收缴会费来支付会员死亡后的丧葬费用,这可能是有记载的人类文明中保险最早出现的形式。

相互保险模式相比于普通商业保险在一些方面存在优势,例如在相互保险中,保单持有人也即保险公司的所有权人,保险组织和投保人利益一致避免了委托代理成本;再如相互保险往往是要求建立在具有同质风险的会员组织群体中,群体中的个体往往具有很多相似的职业、地区等特点,其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大大降低,更利于进行风险识别和风险评估,同时会员间较紧密的身份关系也使得销售和运营成本更低。

当然相互保险作为保险的一种初始模式也存在十分明显的不足:例如相互保险组织往往受到区域、规模、专业性等因素的限制,难以在商业运营效率、资本运用能力、团体内部控制等方面同现代公司运营模式抗衡;另外相互保险的性质决定其更适合用于风险同质化、道德风险管控难度较高的特定人群,这使得其风险分散程度十分有限,往往在大灾巨灾等系统性风险下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因此监管机构对于相互保险往往会有较为严格、特殊的监管要求,比如设定门槛条件等方式使相互保险中道德风险、风险同质化等问题不致过于暴露,制定更严格的运行规则来保护相互保险组织参与者的权利等。

相互保险的模式使得“相互保”具有了互帮互助的色彩,为参保人带来了一定归属感和“救危扶难”的心理满足,而以支付宝为基础的互联网大平台、蚂蚁信用等大数据技术又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传统相互保险在参保沟通、信用识别、费用收缴等技术层面的困难,缓解了相互保险常常存在的参保群体有限、人群地区化的劣势,将“相互保”变成了全民参与、全国覆盖的“新型相互保险”,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跨区域的风险分散和互助,减少了区域巨灾风险。

但“相互保”为了实现上述有限优势而采用的相互保险构架,似乎引发了过多的法律问题:

读者可能要问,“相互保”名字都有相互两个字儿了竟然还能不是相互保险?但就像老婆饼里并不一定有老婆一样,笔者认“相互保”仍只是网络互助而不是相互保险,至少不是合法合规的相互保险,也并不具有相互保险最根本的优势和特征。

首先,“相互保”的产品设计中,广大的保险参与人其实连投保人都不是,《蚂蚁相互保成员规则》中清楚明白的写着“相互保由蚂蚁会员(北京)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后简称“蚂蚁网服”)作为投保人发起”,广大的参与者只是“受益人”和“费用分摊义务人”。

更进一步,“相互保”成员不仅没有投保人的名分,还没有相互保险组织会员应有的任何实质权利。根据《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14]的规定,相互保险组织中的会员享有丰富的会员权利,此处仅摘取有限部分举例:

(一)参加会员(代表)大会,并享有表决权、选举权、被选举权和参与该组织民主管理的权利;

(五)查阅组织章程、会员(代表)大会记录、董(理)事会决议、监事会决议、财务会计报告和会计账簿的权利;

很明显,第十五条前五款规定的会员权利是相互保险组织会员的法定权利,并非章程可以删减改变的,对于普通会员的权利,章程只可以另行增加而不可减损。

但是没有说明并不代表就没有权利,笔者愿意暂且对这一点存疑,姑且认为“相互保”没有规定会员权利条款可能就是默认执行保监会相关规定的款项。但是“相互保”竟然没有设置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规定的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

第十九条 相互保险组织应当设立会员(代表)大会,决定该组织重大事项。会员(代表)大会由全体会员(代表)组成,是相互保险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原则上采取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

除章程另有规定外,会员(代表)大会的权力和组织程序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有关股东大会的规定。

第二十条 会员(代表)大会选举或者作出决议,应当由出席会议的会员或会员代表表决权总数过半数通过;作出修改章程或者合并、分立、解散的决议以及制定支付初始运营资金本息、分配盈余、保额调整等方案应当由出席会议的会员或会员代表表决权总数的四分之三以上通过。

着实令人“欣慰”的是,虽然没有设置最高权力机构会员大会,但是却有可以行使其权力的机构,方才疏于列明会员权利的《蚂蚁相互成员规则》,在最高权力上的规定却丝毫都不含糊:下面是从《蚂蚁相互成员规则》中摘取的两段规定:

“发生以下任一情形时,我们有权终止相互保:1.相互保运行3个月以后成员数少于330万。2、出现不可抗力及政策因素导致相互保无法存续。”

“六、规则的修订。我们保留修改或增补本规则内容的权利。本规则的修改文本将通过蚂蚁保险平台予以公告或采用其他方式通知您。规则修改文本生效日期以公告载明日期为准。

可以看出,对于修改章程、解散相互保险组织等关键性决策事项,“蚂蚁保险平台”都试图牢牢握在手里,即使和保监会的规定完全抵触,也要出于“谨慎”的考虑写明在成员规则之中。

可以说“相互保”作为一款所谓的相互保险产品,除了符合《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中的第六条:“相互保险组织名称中必须有‘相互’或‘互助’字样”外,几乎不符合该办法中对相互保险组织的所有核心要素规定。按照《蚂蚁会员规则》的规定,“相互保”不仅不具相互保险消减委托代理成本的优势(参保人即保险组织所有人),甚至其参保人都不是投保人,参保人既要和“承保”保险公司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周旋,还要和代为投保的蚂蚁保险平台斗智斗勇,可谓是承担了双重委托代理成本,谈何相互保险?

总之,“相互保”这种模式和普通的网络互助并无二致,无论是组织架构、权利分配还是实质激励都难以称为合格的“保”。

看到这里想必读者又要吃一惊:“相互保”难道不是广大保险参与人的保险?前文已有简述,保险的本质就是一种风险转移工具,实践中往往是通过缴纳一定保费的方式,将风险从被保险人转移到保险人。正如《保险法》第2条规定:

本法所称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可能发生的事故因其发生所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或者当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或者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等条件时承担给付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

在保险关系中,被保险人通过放弃确定且有限的财产利益,将不愿自己承受的风险转移给愿意管理风险的保险人,换得对未来情况的安定预期;而保险人通过承接并妥善的管理风险、分散风险,赚取保险费(也可以称为风险管理费用)。

但是反观“相互保”,其实行保障金分摊制度,先出险后缴费,所谓的“保险人”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在收取保费的同时按照保费数额加收10%的管理费。在这个保险关系里信美人寿相互保险社承担了什么风险?既不用劳神费力的统计、精算、改良风险模型,也不用担心手握保险基金时的投资、利率风险,更不用担心展业费用入不敷出……在这种商业模式下,跟保险人谈什么事前审慎核保、事后严格审核,谈什么风险评估风险管控?出险越多、分摊保费越高,保险人的管理费就越多,保险人唯一需要担心的风险似乎就是分摊保费过高导致大家纷纷退保。一个保险产品中,保险人实质上并不承接、管理投保人的风险,在死差、利差、费差方面统统没有风险,只是在参保人自我分担风险的同时提供了一定的管理服务,并赚取无风险回报。这如果仍能称得上保险,恐怕是“风险管理”的最高境界了吧?

团体保险,根据中国保监会《关于促进团体保险健康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15]中的定义:

团体保险是指投保人为特定团体成员投保,由保险公司以一份保险合同提供保险保障的人身保险。前款所称特定团体是指法人、非法人组织以及其他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

团体保险具有很多实务层面的优势,例如:定价标准简洁,往往仅设置团体风险费率;一般不拒绝承保团体中特定成员,即时其风险状况较差等等……因此团体保险在商业领域中应用相对广泛,例如许多眼光长远的大型企业都乐于选择投保团体健康保险作为一种多赢的员工福利计划,这既能很好的帮助员工管控个人风险,又能作为企业对员工的关怀提振士气,更为企业能够持续正常运营提供保障,另外保险的税优特性,还使得团体保险形式的员工福利计划成本更加低廉。

当然,团体保险商业模式的优势特征并非拍脑袋决定的,其背后是有科学严密的保险学理论为前提的。因为团体保险中的“团体”要求是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组成的团体,因此以团体为单位进行投保,其成员间的风险特征(例如身体健康情况)实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随机分布,接近大数定律的条件。[16]因此团体保险中,保险公司往往仅根据往期经验和精算结果设置整体费率水平,且不要求团体中成员在参保时提供个人可保证明,而是按照约定无差别承保。但是为了使承保的风险状况更加接近大数定律的要求,根据概率论的相关原理和计算,保险学上对团体保险中的团体最低规模和应参保比例有所限制,例如根据《关于人身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17]规定,团体内投保成员应占团体成员总数的75%以上。

“相互保”在采用了本已经相对复杂的相互保险框架基础之上,又糅合进了团体保险的架构,这样做是是为了什么呢?其目的非常简单明确,为了将网络互助中简单粗暴的特点复制到保险产品中,用所谓的团体保险的名义来打掩护最直接可行。只有打着团体保险的名号,“相互保”才有借口不顾风险情况,堂而皇之地向不同风险状况、不同保障水平的参保人员按统一标准平均分摊保障金,正是这种极简的程序让“相互保”看起来极接地气,获得了民众一致好感。“相互保”得以在短时间内风靡微博、朋友圈等网络社交平台,其极简且看似“平等”的亲民费率规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形式在慈善色彩更重的网络互助里可能还行得通,但对于严肃规范的保险业来说就过于儿戏了,这种看似聪明的做法可能彻底摧毁“相互保”的合法性。

根据保监会2015年修订的《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18],监管机构对人身保险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的产生原则、上报审批和备案程序有详细且严格的规定,根据其中部分相关条款,保险产品费率定价的原则是“公平、合理”,保险公司总精算师应保证报备的“保险费率厘定合理,满足充足性、适当性和公平性原则”,“相互保”粗制滥造的定价机制显然不满足这些要求。[19]

更进一步,虽然存在保监会允许费率浮动的产品,但当保险公司变更保险费率时,需要在发生变更10日内向保监会提交一系列复杂材料并备案,[20]且不论“相互保”的费率定价是否合规,其每半月一次的保险费率重新确定必然会发生费率水平变动,依照相关规定每次都需要履行一系列复杂备案程序,“相互保”是否能做到合规备案,笔者拭目以待。

前文中引用的保监会对于团体保险的定义已经明确规定:团体保险中所称的“团体”必须是不以购买保险为目的而组成的团体。我们已经介绍过相互保险是具有同质风险保障需求的单位或个人,通过订立合同成为会员,并缴纳保费形成互助基金为大家的风险承保。这就意味着相互保险和团体保险在本质上就是互不相容的,一个是专门为了分散风险成立的会员组织,一个要求投保的团体不可是为了购买保险而成立,“相互保”诡诞不经地把二者糅合在一起,着实令人瞠目。

如果认为“相互保”成立相互保险,即便只是网络互助,其投保主体蚂蚁保险服务平台或是实质上的“相互保”会员组织就必然不是团体保险的适格主体,若允许其投保,那么团体保险的逻辑基础将遭到破坏,风险管控作用将成为空中楼阁,势必引发严重的逆选择等保险风险。如果认为“相互保”不成立相互保险,压根没有相互保险组织,那么支付宝芝麻信用650分以上的会员团体也仍不符合团体保险的投保主体要求:首先,支付宝会员并不能说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团体”,只是广大社会公众多重身份标签中重合的一个,各个尊贵的会员之间除了相互扫码转账和交换敬业福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实质的联系;其次,即使创新的步子迈的够大,认为支付宝会员已经可以成为团体保险的投保主体,那么按照《关于人身保险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21]的规定,团体中投保成员数应占成员总数的75%以上,但是显然到目前为止参保的支付宝会员远不足75%。

[1]数据来与支付宝客户端公布数据。注:这里所使用描述语为“加入”而非“投保”,不仅仅因为支付宝客户端使用的词语为“加入”,更是因为这款保险产品的设计架构的特殊性,后文中针对此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2]网络互助:这里指近几年在网络上兴起的一种民间互助共济活动,意在救助社会困难群体,发挥公益慈善作用,影响力靠前的网络互助平台有:水滴相互、轻松相互等。但部分网络互助平台以“互助共济”名义开展类保险业务,公开承诺责任保障、足额赔付和提取保证金,实则缺乏风控措施,积聚巨大风险,不具备合法地位,不受法律保护。

[3]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就《互联网保险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答记者问,,最后访问日期:2018.11.21.

[4]会员人数统计数据来自于各网络互助平台官方公布数据,截止2018年11月14日12时。

[5]注:此处对保险的定义引自北京大学风险管理与保险学系主任郑伟老师在本科生课程《保险学原理》上对保险所做定义。

[6]风险管理的方式有很多,大体上可以分为风险规避、损失控制和损失融资三类。简单来说,其中风险规避就是通过避免参加某项活动使某种事故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零,例如为了防止遭遇空难而拒绝乘坐飞机。而损失控制是指通过防损、减损等措施降低损失频率或损失幅度来降低损失期望成本的行为,例如为飞机做定期检修来降低空难发生频率,或是通过配备有效的救生装置来降低损失幅度。损失融资,是指为了偿付或冲抵损失而采取的资金融通措施,通常包括风险自留和风险转移。其中风险自留是指由个人或组织自有的资金来承担风险损失,选择风险自留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因为风险本身微乎其微、无足轻重,例如在淘宝购物时认为10元的退货运费无足轻重,决定不购买运费险;可能对风险损失估计不足,例如某人误认为自己身体强健,无需购买健康保险,难料不久病发无钱医治;也可能是因为掌握较强的风险管理方法和能力,决定全部或部分承担某些风险,例如中石油成立专属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为自己企业的财产安全提供保险保障。风险转移指通过一定方式,将风险从一个主体转移到另一个主体,例如保险、对冲等合同安排。

[7]中国保监会关于《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经验发生率表(2006-2010)》 用于法定责任准备金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最后访问日期:2018.11.21.

[10]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推进投保提示工作的通知》,保监发〔2009〕68号。

[15]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发〔2015〕14号最后访问日期:2018.10.28.

[16]大数定律又称大数法则,是保险学中常用的定律,指当风险单位数量越多时,实际损失的结果会越接近从无限单位数量得出的预期损失可能的结果。因此当风险数量足够多时,实际损失就会无限趋近于预期损失,从而起到预估风险、管理风险、风险定价等目的。

[17]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保监发〔1999〕15号。说明:保监会就团体保险相关问题共在1999年、2005年和2015年三次发布了通知或说明,但在保监发〔2015〕14号发布后,保监发〔2005〕62号已经被废止。

[18] 2011年12月30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1年第3号发布,根据2015年10月19日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令2015年第3号《关于修改保险公司设立境外保险类机构管理办法等八部规章的决定》修订。

[20]《人身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第36条:保险公司变更已经审批或者备案的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且不改变保险责任、险种类别和定价方法的,应当在发生变更之日起10日内向中国保监会备案,并提交下列材料:

努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标杆

昨日,全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点评暨工作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陈秋雄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部常务副总指挥叶重耕主持,市领导林文生、刘绍清、卢炳椿、黄国彬出席会议。

陈秋雄指出,今年是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创建的开局之年,厦门作为“五连冠”城市要以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文明创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各级各部门要强化“四个意识”,围绕打造高素质高颜值现代化国际化城市,坚持把文明创建作为“一把手”工程,以更强的担当、更高的标准、更大的力度,高质量抓好新一轮文明城市创建各项工作,努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标杆。

他强调,要坚持创建为民,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促进文明创建工作的整体提升。要巩固完善硬件,深入开展垃圾分类,全面推进立面改造、市政设施提升、园林绿化,加快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减少项目施工对市容环境的影响,努力营造整洁、有序、优美的市容环境;要精准细致管理,下大力气抓好环境保洁、规范店招、整治“两违”、清理占道经营等市容管理,加强文明引导督导,依法曝光和治理不文明行为;要优质高效服务,进一步完善各领域公共服务,提升行业窗口服务水平,加强文明宣传、教育、培训,进一步增强市民文明素养。要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做好社会治安防控,加强隐患排查治理,营造安全有序的社会环境。各级各部门务必加强组织领导,对照标准查找差距,狠抓问题整改和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按照责任分工做好各项工作,迅速掀起新一轮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热潮。